杨友泉是一位植根于农村泥土的小说家。他出生于祥云石壁村。石壁世代走老银厂（缅甸），家家如此。进不了老银厂，就进滇东、滇西、滇南、滇北，进西藏、青海、宁夏，卖土锅。

穿草鞋，一担担挑着卖，大土锅套小土锅，小土锅里套茶罐。“我的几乎所有的小伙伴都是补锅匠，铁匠，锑匠，银匠，金匠。”（杨友泉创作谈）

杨友泉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就写一个叫农民的人。……这个人，有时是个父亲、农民工，有时是个寡妇、妓女，有时是个上门女婿，有时是个族长、补锅匠，有时是个知天命的糟老头……他们在各种艰险的环境里，拼命发长着，拼命向上着……他们的生命如同大地上的庄稼，一旦收割后，田野立即变得死寂，而在下一波生命来临之前，我借着这稍纵即逝的寂静，尽可能长地回顾一下他的音容笑貌，让他卑微的生命尽可能长地在田野上空逗留、徘徊。”

植根于这片贫瘠的土地，他却用自己的小说，彰显了只属于每一片卑微得让人漠视的土地的奢华！

一、杨友泉的小说，是一种奢华的荒诞，这种荒诞来源于小说题旨的多重解构

在《松竹兰梅图》中，族长甘云松的女儿雪兰遇害，引出棋盘村人的恐慌和对汉奸的甄别引发的种种离奇故事，而最终的结尾，却是监视人甘红梅家的所谓探子王国栋和族长在竹刑中“肠壁上的血水光华灼灼……让它成为天地间独一无二的主角。人们举头望时，就看到一颗拖着白尾巴的流星，从地上、从棋盘村村口、从竹丛里，划过竹林，划过满天彩霞，箭一样射向天穹。”这是一个民族封闭、愚昧的展现，也是那个时代人性善、丑的深刻揭示。

在《出师》中，补锅匠杨培金忍受了饥荒年代的种种煎熬，终于出师了。可由于在喊到的第九千九百九十九口锅中，有着双方善意的作弊—一方求补锅够数，一方求女儿衣食——可是师道的规则又使他在出师后不得不违背双方的盟约。他只能在一种极苦痛的自责中背弃了自己的誓言。“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把他从师门里逐出来的，现在，只有榛子……榛子会把砸锅的事情说出去的……”所以，“只是一瞬，他就止了步。他不能带她走了。”这既是补锅匠的行业潜规则，更是一个道德的社会人遵从的信条；可这又不得不使他违背自己的承诺，辜负了一个善良的妇人弥留之际的托付和一个年幼的弱女子以生命为代价的期盼，使他不得安心！

《弹簧床》可能是谢庄那一代人永远的记忆。“我”和谢龙为试坐龙城的弹簧床，开始引出了我们和谢支书、大双、二双在那个青涩年代的情感纠葛。爱情是美好的，可年轻的冲动，却使得一切美好都脆弱得不堪一击。最终，我们不是屈从于命运中那贫瘠生活的物欲压迫，就是被自己那所谓的高贵的骄傲所折杀。青春逝去，我们之间，我们和那个年代之间，“我的掌心已经感觉不到他的热度，冷飕飕的……因为我们中间，隔着厚厚的玻璃。”这里，流逝的，不仅仅是青春，感情，还有更深的失落。

在《疤痕》中，陈大胜额头的刀疤，使他处处碰壁，无可奈何，就用砖刀修理了包工头毕老板，却得到了所有工友的支持。他等来了警察，却是因为同住的小个子工友的盗窃而被关押。在与自己无关的事件中，却因疤痕被重视；阴差阳错地被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英雄，却又在公安局长的“我看着这个疤痕就觉得邪乎，险些把一个好人弄漏了，以后工作要细心”的批示下入狱。他“只想过没有疤痕的日子”，可是，这个疤痕，就只是额头的疤痕吗？

在《跟踪》中，吴书凤用大网把朱虎勒死，却只有一个啼笑皆非的警告：“吴书凤你不能喝酒，一喝酒就鼓弄渔网铁锚，一鼓弄渔网铁锚，捕鱼逮兽的陷阱说下就下。这次你网了个歹人算你为乡人除害，如果你网着良民你不也得搭上？”——意思就是，你弄死了人，警告你不许喝酒！——天大的笑话啊！

在《你得赔我田》中，杨德旺的拖拉机油倒成了茭瓜田的上好肥料，不知道科学家会怎么解释？

无论族长甘云松还是刀疤陈大胜，无论是剁了小姐手脚的谢龙还是为自家的猪“花白”不遗余力的吴书凤，故事都是荒诞的，不仅荒诞得真实，而且真实得超乎想象。对卑微地活着的“农民”，事情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看到的表象。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似乎在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必然的结局，而这一切，都不是卑微的个体所能左右的。荒诞的不是故事，而是我们当下的存在。看似超越了现实的荒诞，却是一种奢华的艺术。就是这种奢华，展现了作者的悲悯情怀。“作为一个作家，没有悲悯情怀是成其不了真正的作家的。我们永远要关注百姓的疾苦，只要还有人生活在不幸中，作家就有责任关注这种不幸。（杨友泉创作谈）”我想，正是这种悲悯，使他植根于泥土，和近旁的芜杂的生命同呼吸共成长，以超拔的大爱，隐忍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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