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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乡愁”俨然成了农村题材作品的主题。在诗歌里，“乡愁”似乎成了“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的诗意；在散文里，“乡愁”恍若成了“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暖意；在小说和纪实文学里，“乡愁”又大都成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豪迈。乡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少了向人性内部开掘的勇气，或者说，对于当下的农村和农民，大多数的写作者只是停留在表象，而没有深入到乡村的根部，远离真正的乡村和农民。

杨友泉不同，他骨子里还是农民。他熟悉泥土，也熟悉泥土里耕作的农人。尽管世事更迭，那些终日在田间耕作的人们有的已经离开乡土，走上城市的建筑工地，但在他的眼里，他们在建筑工地上砌砖的姿势和在地里种包谷无有分别。他们不想睡“杈杈床”，为了寻找“木板床”，有的农村妇女不惜半夜逃走。为了睡上“弹簧床”，再难也要挤进城里。然而，在城里的生存并不比在田野中更为容易，因为一块疤痕，见义勇为的农民工被诬为黑社会，找不到工作，娶不到老婆。杨友泉写出了农村的贫困、农民的艰辛以及他们的抗争，写出了农民群体进入城市的先天不足，而在城镇化的推进下，农村又没有了他们立足的基础。当然，爱情的纯美、田园的诗意也与之并存共生。

杨友泉作品

对于人性的深度开掘，是杨友泉小说的特质。他的小说如一台挖掘机，理性地向人性的纵深探索。《弹簧床》中，谢龙和“我”看了电影《陈奂生进城》后，睡“杈杈床”的小伙伴想尽法子都要进城感受弹簧床的魅力；而谢龙的母亲去远处做客睡了几夜的木板床后，回来就再也睡不踏实，“终于在半夜去找她的木板床了，再也没有回来过”。人心一旦受到“物欲”的刺激，人性的贪婪即刻显现。谢龙和“我”即便要走六十公里的山路也要去县城招待所坐一下弹簧床，看一场电影；支书家的自行车将“龙城”与“谢庄”的距离拉近，也将支书的女儿大双与谢龙拉近。然而，大双终究要嫁个城里人，哪怕他是个瘸子，因为他父亲是个局长，大双可以去做临时工。在“物欲”之前，爱情只是昙花一现，或者不值一提。为了睡“弹簧床”，谢龙最后也进了城，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攒钱买了拖拉机，成了“龙城”人，然而，他终究被人推入了监牢，那是与他睡“弹簧床”的女人。农村人要想过上城里人的日常生活，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疤痕》里的陈大胜，因为偶然的一次“见义勇为”，额头上留下了疤痕，而他又没有城里人的心计，去公安部门邀功请赏，只是在破案的过程中才把他这个隐藏起来的英雄“揪”出来。事实上，他却因为这道疤痕相亲不成，打工不成。干了一月活，还被黑心的工头黑了工钱。这道疤痕给他打上了坏人的“烙印”，他到处觅工不成，产生了仇恨，终至入狱。人生充满了荒诞，人心的险恶在此袒露无遗。在《一个人的战争》中，这种人生的苍凉无助之感，人性之卑劣更为触目惊心，小说一步步把人逼向了绝境。为了女儿上大学的学费，妻子不惜故意让车撞死，结果开车的是个穷鬼，交警判的八万块钱补偿无力偿还，卡车保险脱保，驾驶员无钱，所在单位是个林场，账上只有两元钱，岳父母认定女婿把钱据为己有，以死相逼。妻子的死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无论丈夫如何诉求，交警始终拖着哄着，因为他们不可能拿钱。为了女儿读大学，两条人命换不来八万块。最终女儿仍然选择了打工。在这个过程中，驾驶员无法可想、单位无力解决、交警爱莫能助，曾几何时，人心变得如此“漠然”。金钱带来的虚假繁荣背后是人性的扭曲。皮得的岳父母，不为女儿的死伤心，要的是八万块的养老钱，原本纯朴善良的农民，也逼成了要钱不要命的无赖。而在《你得赔我田》中，杨德旺不慎将拖拉机头开进了李广发的茭瓜田里，柴油泄露到田中，竟然意外使那块茭瓜田长得又肥又壮，他索性再买了箱柴油倒入田中，当年卖了好价钱。于是全村人都学他往茭田里倒柴油，大家也卖了好价钱，只有李广发坚决不加柴油，他的茭瓜又瘦又小，卖不出去。为了钱，大家都干昧良心的事，可还有李广发仍在坚持，这就是难能可贵之处。在《跟踪》中，我们看到了黑恶势力在农村的存在，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农村黑恶势力变得更为猖獗，仅靠警方的力量是不行的，靠吴凤书那样的农村老人不屈不挠的斗争也是不行的。《恶之花》中，无助的残疾人干起偷窃的勾当，这本就是恶，而保安、警察和“我”的以恶制恶，更是让人性呈现出令人心痛的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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